教化传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美丽富饶的嘉定，历来为官宦乡绅、文人墨客所青睐，文化人喜欢聚居于此，逐渐形成了“教化嘉定”之美誉。源远流长的“教化”之风使嘉定的土地散发出浓浓的水墨香、书卷味。孔庙、书院、义塾、私塾汇聚，接纳八方学子，兴办学堂、重文重教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根据记载，嘉定历史上“崇尚诗礼教训子孙者”，不仅仅是乡绅士宦，更有“农民遇衣冠者，则让道。衣食粗供，便思读书识字。虽有茅屋数楹，亦有延师训子者。”所以，嘉定“三状元”、“四先生”等人才辈出，延续着汩汩流动着的如血脉般悠长的文脉。

眼见又迎来一季金秋，在学子们迈入校园之际，不妨让思绪穿越八百年的历史时空，回眸“教化嘉定”的零星“斑驳”，取之甘露，“呼吸”一代又一代的重教之风。

孔  庙：古代的官办学校

嘉定孔庙素有“吴中第一”的美誉，是“教化嘉定”的源头。

在古代，孔庙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和读书人祭祀孔子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当地的官办学校——县学，也称为“学宫”，从而形成“庙校合一”的基本格局。只有考中秀才的士子，才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南宋嘉定十二年（219），即嘉定建县后的第二年，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为了“教化人民”，开始建造嘉定孔庙。掐指算来，这所“学校”已有近800年的悠久历史了。

孔庙里的明伦堂就是古代的县学所在地。明伦堂面阔5间，前面凸出抱厦3间，两侧各有小院，围以粉墙花窗。“明伦”含有明伦理、识礼仪之意。

旧时，这里是学官讲学、入学诸生就学之所。明清时期，新进生员（秀才）由县官引领到孔庙，先入大成殿拜谒孔子像，然后到明伦堂拜见学官。每月学官负责考核，同时召集文、武生员上课。这里还专门设置了本县读书人科举成绩的匾额，以激励士子努力求进。县学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从另一个侧面来说，科举制度也起到了推动嘉定文化发展的作用。

八百多年来，孔庙成为“教化嘉定”的沃土。从这里走出了6000多名秀才，600多名举人，192名进士，星汉灿烂，云蒸霞蔚。特别是在清代，培养了王敬铭、秦大成、徐郙3名状元，成为嘉定人的骄傲。

孔庙是“教化嘉定”的脊梁。无论是名震江南文坛的“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仗节而起的风骨之士侯峒曾、黄淳耀，教育家孙元化，还是著作等身的乾嘉学派巨擘钱大昕、王鸣盛……他们的基础学习均在孔庙完成。

1905年，清政府废止了科举制度，在孔庙成立了嘉定县高等小学堂、嘉定师范学堂等，仍是教学场所，成为新式学校。

教  化之风濡染嘉定

    八百年的“教化”之风濡染嘉定，使嘉定文脉延绵古今不绝。

    “教化”一词源于《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意思是政教风化，也指教育感化。“教化嘉定”说法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现已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而一般的说法是说从明朝中叶开始的。

    1218年嘉定建县之前，嘉定地界曾经被官府称为“顽旷难治”，百姓“敢与官司为敌。”为了加强统治，才令嘉定建县。

    有意思的是，朝廷将嘉定县所属的临江、平乐、安亭、醋塘、春申5个乡依次改名为：依仁、循义、服礼、乐智、守信，要用儒家正统的思想教育感化敢于“犯上作乱”的嘉定人。

    有一个人，在嘉定的历史上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人叫高衍孙。

    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在嘉定的历史上大书一笔。首任知县高衍孙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孔庙建县学。

嘉定孔庙“规制崇宏，甲于他邑”，规模和结构素来就有“吴中第一”的美称。毫无疑问，孔庙和县学的兴建，为后世奠定了文化基石。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父母官文化行为的影响，一个名叫龚天定的嘉定人在城内拱星桥北建造了北府书院，开创了嘉定兴建书院的先河。

进入元代，嘉定人又有惊人的文化义举。

王子昭一个人就捐田2700余亩助学。瞿懋、林畴创办义塾。

到了明代，嘉定境内书院（讲院）共14所。全县16个镇各设小学（社学）1所。至清朝末年，义塾、私塾遍及乡镇。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嘉定因家学师承而逐渐形成了龚、王、张、浦等相对稳定的10大文化世族，对嘉定乃至吴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直到今天，这些文化世族的后裔遍及国内外，重文重教遗风绵延不绝。

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的兴盛，嘉定“科名鹊起”。

到了明清的时候，随着三状元等才子的金榜题名，构成了一幅烛照古今的文化盛景。明清两个朝代，嘉定学者在外地担任州、县教职（学正、教谕、训导）而且颇有名声的就有120人之多，更使得“教化嘉定”的盛名远播。

重教、之风，代代相传。

传 道 授业“无嘉不成教”

到了近代，一大批教育家走出嘉定，到上海，到全国各地去办教育，由于他们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至近代，上海有“无嘉不成教”的说法，这是对嘉定人办教育的高度评价，也使嘉定在教育界的名气更响。

清末，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教育救国”的思潮。光绪二十三年（897），时任浙江巡抚的嘉定人廖寿丰创办的求是书院是一所传授新学的学校，就是今浙江大学的前身。廖寿丰热心办学，还在嘉定西门创办了新式学堂——清华书院，培养了一批人才。廖氏为嘉定的名门望族，注重教育。廖氏办教育还有精彩的续笔。廖氏后人廖世承留学美国布朗大学，是我国最早获得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我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首用智力测验法。廖世承还起草了我国中小学“六三三”新学制方案。廖世承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湖南安化蓝田，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师范学师——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即钱锺书先生笔下的“三闾大学”，成为今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建国后廖世承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院长。巴金、姚依林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清末，在洋务运动中，上海办起了上海广方言馆，这是上海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嘉定有一批学子考入广方言馆，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外交官。在这批学生中，吴宗濂、周传经是佼佼者。广方言馆毕业后，他们又考入北京京师同文馆进修，后来成为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师，为广方言馆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初，嘉定一大批教育人才云集上海，他们办学校，办教育，引人注目。沈恩孚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举人出身，学养精深，曾担任过江苏省公署秘书长、龙门师范学堂监督、广方言馆中文教习。还是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校董，创办过上海鸿英图书馆。由于早年接触过洋务，他对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欣赏，在任江苏公署秘书长时，黄炎培任教育司长。沈比黄年长13岁，两人结为忘年交，共同发起筹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还有一大批嘉定籍的骨干。如杨卫玉曾任中华职教社副事长、胡厥文为常务理事，还有杨拙夫、顾树森、张乃璇、浦泳等。

上海南洋中学的创始人也是嘉定人。南洋中学的前身是育材书塾，创办人是王柳生，后由其侄王培孙接办，改名为南洋中学。王培孙一心办学，培育了一大批人才。王培孙学问渊博，为人正直，受人敬重，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曾亲自登门拜访他。

上世纪三十年代，嘉定教育界首创中心小学区制度。时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的潘指行，为了建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将全县划分11个中心小学区，实行中心小学管理制度，大力提倡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法。后民国政府教育部总结和推广了嘉定首创的中心小学制度，称之为“效惊人之异彩，为各地之楷模！”中心小学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嘉定人仍然不忘办教育。著名学者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洱海西岸创办了中国民族文化书院，书院四周环水，为了防备日军空袭，全部房舍刷成黑灰色。书院设经济、历史、哲学、社会4系。在重庆、成都、昆明、香港等地招生。尽管书院开办仅2年，但对大理地方文化教育颇有影响。

西   溪草堂与黄氏教育世家

嘉定西门外项泾西街4—5号，有一处庞大的建筑群—— 西溪草堂，此处是黄氏家族十二孙黄辛白（曰騋）的故居。黄辛白解放后曾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会会长、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是当代教育家。西溪草堂名为草堂，实际上有数十间房子，建筑面积有1200平方米。三进院落，这里是黄氏教育世家的祖居地。

黄氏是嘉定著名的文化世家。明末由黄继春从浦东高桥镇迁至嘉定西门外练祁河畔，故称“练祁黄氏”，迄今已有400余年。黄氏家族从事过沙船运输业，开设南北货行及酿造作坊，黄氏晖吉酱园生产的“飞鹰牌”酱油和“白鹤牌”天花粉曾分获都灵世博会的金奖和银奖。黄氏家族重文重教，世代相传，历久不衰。

黄氏八世孙黄汝成，国子监学生，从小读书刻苦，熟读《资治通鉴》达到几乎能背诵的程度。他以一生的精力注释校勘顾炎武的《日知录》，网罗天下评释《日知录》者达96家，并为《日知录》撰写了170余条富于创见的注释，谈古论今，极为精审。现今流行的《日知录》，就是他编辑的版本。由于过度劳心，黄汝成38岁就英年早逝。

九世孙黄宗起，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乡试中举人，即弃举子业，以全部精力研究经史，精通医理，擅长书画。他在震川书院担任主讲30余年，后又任湖南沅州秀水书院、苏州中西书院总教习，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他学养深厚，教学有方，把震川书院经营成江南著名的书院，著有《知止庵诗文集笔记》、《尺牍家训日记》、《课孙书诀》等书。其子黄世祁、黄世祚一门父子3人中举人，在嘉定传为美谈。

十世孙黄世祁，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善作文，精于书法，更精通西学历算。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热心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嘉定同仁在家乡开办求志书塾。以中西结合的知识教育学生，开创嘉定西学之风气。后又在太仓陆宝忠学堂、上海王氏育材学堂任教，后应邑人、浙江巡抚廖寿丰邀请，任〓州求是大学堂教授，善于识拔青年人才，著有《退斋文存》、《退斋诗存》等。

十世孙黄世祚，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后任浙江大学编书员、文案员，上海《申报》记者，上海民立中学、三育中学教员，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教员。

因教学有方，成就突出，曾获当时政府的教育部嘉禾勋章。黄世祚还热心地方事务，曾任嘉定县教育会副会长、会长、嘉定县修志局总纂等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嘉定爱国人士决定建造侯黄纪念碑、石童子碑等，黄世祚为《侯黄两先生碑纪》、《石童子碑记》撰文。嘉定沦陷后，黄世祚隐居西域，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富有民族气节。

十世孙黄世源，在嘉定县西门外比其宅创办练西小学，后又任普通女校教师，热心办学。练西小学后易名为三皇桥小学，现为疁城实验学校。

十世孙黄世荣，清末国子监学生，博涉经史，兼通医理，历任圣贤约翰大学、松江府中学、清华女子学堂、浙江嘉兴师范学堂等教员。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资四五千两银子在家中开办中英普通学社（为今普通小学的前身）。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创办了嘉定第一张报纸——《嘉定旬报》，自任主编。他还捐田200余亩，以赡养族中贫困者，在总掌育婴堂时，救活过不少病婴。有《味退居文集》、《嘉定物产表》等书传世。

十一世孙黄守恒，清廪生（古时科举考试，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毕业于南菁书院。历任普通小学校长、上海广明师范传习所、城东女校、爱国女校、浦东中学、澄衷学堂教员，上海集成图书局编辑员，上海商科大学教授。他热心地方事务，曾任嘉定县劝学所总董、县教育会会长。为了使普通小学得以发展，在嘉定镇张马弄购地6亩余，使普通小学迁入新址。其平生勤于写作，有《教育习拟稿》、《顽言》、《诗话杂俎》等传世。

十一世孙黄守孚，清廪生，在中英学社学习英语、数学。协助其父创办普通小学，编辑《嘉定旬报》。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县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规划学区、编制，颇称详备。后任上海集成图书局编辑，所编国文教科书，选材新颖，风行全国。

1917年，协助黄炎培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后任《新申报》主笔兼暨南大学教授，提倡新文学，被誉为“前进教授”。

后回嘉定任普通小学校长，因教学方法创新，办学认真，受到社会好评。1924年任嘉定县教育会副会长，并任县修志局协纂，参与编撰《嘉定县续志》。著有《新江苏之言》、《嘉定地理》等书。

书院：官建“民办”的学校

书院是中国古代私人创办和官府资助的学校。书院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明，尤以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等名气最大。在书院读书的士子，不仅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还能享受书院提供的“助学金”。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同时也培育出不少学术精英和文化大师。嘉定历史上也曾经先后出现过十几所书院，其中以当湖书院和震川书院最为著名。

上 海唯一保存完好的书院建筑

当湖书院位于嘉定孔庙东侧，原是独立的教育机构，科举制度终结后，当湖书院与孔庙合为一体，今已成为嘉定孔庙的一部分，也是上海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书院建筑。

当湖书院的前身为建于清代雍正初年的“兴文书院”，乾隆二十年（755）更名为“应奎书院”，后更名为“当湖书院”。

当湖书院的名称同一位嘉定清官有关系。“当湖”是今浙江省平湖市当湖镇。清康熙十四年（675），平湖县当湖镇人陆陇其任嘉定知县。他是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为官清正，提倡教化，深受百姓爱戴，被时人称为“天下第一清廉”。乾隆二十六年（761），在陆陇其去世69年后，杜念曾任嘉定知县，因仰慕陆陇其高尚的人品和文品，扩建原“应奎书院”，并易名为“当湖书院”。

当湖书院三进二院落，院内屋宇、天井结构小巧紧凑，内有“教学相长堂”。“教学相长”出于《礼记》，意思是教与学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做工精细的砖雕门楼上，有当时嘉定知县杜念曾题写的“琴堂艺圃”四个大字，苍劲娟秀。庭院里腊梅傲霜，玉兰报春，木笔亭立，大多是百年以上的老树，环境十分清幽。再里面还有讲堂，是古代上大课的课堂。系双轩硬山式厅堂，画栋上的“暗八仙”木雕，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建筑特色。墙面上所嵌的几通石碑都与当湖书院有关。其中《当湖书院养士经费记》碑，系钱大昕所书，记录了当湖书院的经费来源，可以看到捐资助学的既有社会名流、地方乡绅，还有普通老年妇女，可见嘉定人支持教育事业的高度热情。

清末，当湖书院改为“嘉定县立小学”，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厥文即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后来，当湖书院又先后成为县立师范和县教育局、教育会图书馆、锡剧团的所在地。

林则徐曾经视察过的书院

震川书院是嘉定境内规模最大的书院。“震川”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的号，归有光曾在安亭读书讲学多年，对嘉定有重大的影响，也培养了一批人才。

清道光八年（1828），雅好诗文的江苏巡抚陶澍因十分崇敬归有光，于是请奏朝廷社立以归有光号“震川”为院名的震川书院。当时书院就座落于千年古刹菩提寺旁，占地近12亩。并让嘉定、昆山、青浦、新阳四县捐置823亩土地，充作教学经费，培养学生。陶澍经常过问震川书院的办学事务。道光十五年（835），陶澍曾亲自将道光皇帝题词并赐给他的“印心石室”匾额送到震川书院，将其挂到纪念归有光的因树园内，“印心石室”是陶澍少年时在家读书时的书房。陶澍将其匾额转送到震川书院，表达他对莘莘学子寄予的厚望，陶澍还曾为震川书院的学子们作关于归有光的专题讲座。

道光十四年（834），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巡视治理娄江、吴淞江工程时，途经安亭专程视察了震川书院，并撰写了一幅楹联：“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科举制度废止后，震川书院改为震川小学，如今是安亭中学的校园。在校园内塑有归有光的像，以纪念归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