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髯为志 矢志为公——我们的“厥老”

慈祥的长者，仍是当年实业救国和反抗侵略的风骨。 嘉定区博物馆/提供

其乐融融

胡厥文（1895——1989）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创办新民机器厂等企业，任上海商民协会机器制造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主持工作10年。“八·一三”事变后，组织江浙沪宁爱国民族工业内迁，任迁川工广联合会理事长。1945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45年，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主席、中央主任委员、名誉主席。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开明家庭包办婚姻 胡厥文原名保祥，字厥文，乳名阿岗，1895年出生在嘉定城里的一个士绅之家。

胡家祖上自明代从徽州迁到太仓，后定居嘉定。胡厥文的父亲胡光墉18岁中秀才，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乐善好施。胡光墉的父辈在城里办有赈济穷人施舍棺木的“存仁堂”、供给寡妇居住的“清节堂”、收养婴儿的“育婴堂”以及在荒年平粜粮价的“积谷堂”等。他还协助官府管理公益事业。胡光墉逝世后，乡里百姓都来吊唁。嘉定文人黄守恒为他作挽联：“一生清正，不染纤尘，嗟自信；待亲无道，得以慈荫，犹有甘。”

胡厥文的岳父沈恩孚是吴县人，定居嘉定东城。沈恩孚是一个思想进步、才华横溢、诗书词文都有很高修养的教育家。他倡导新学，最早提出改龙门书院为师范学堂，任龙门师范学堂监督，并发起成立全国教育联合会。他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时，他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副司长、江苏公署秘书长。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致电讨伐，后来离开政界，专心从事教育事业。他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他还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校董，并创办了上海鸿英图书馆。

胡光墉与沈恩孚是好朋友，胡厥文8岁那年的一天，2家人在一起闲谈，沈恩孚说到他家的二女儿沈方成只比小岗（胡厥文）小1岁，于是，2位长辈为2个孩子订了将来的婚事……

选择工科实业救国 胡厥文9岁入嘉定第一高等小学，14岁那年，胡厥文被保送到太仓州立中学。在中学，他特别喜欢数学，喜欢踢足球，为人正直、热情，乐意帮助别人，一直当班长到毕业。辛亥革命前夜，太仓中学的一些青年教师秘密开展革命宣传，他们认为胡厥文正直敢言，也吸收他参加。

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胡厥文是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他决心攻读机械制造，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19岁的胡厥文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

毕业后，胡厥文由岳父沈恩孚介绍，来到当时国内最大的汉阳铁厂工作。他不愿当助理工程师，也不肯做轻便的管理工作，而愿意到机械股当钳工。钳工每天工作10小时，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可是胡厥文决心要学到真正的技术。1919年春节，胡厥文回到嘉定，与妻子沈方成一起去看望岳父沈恩孚。时任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同济大学前身）董事会常务董事长的沈恩孚推荐他去接任管理同济医工专科学校的机械、木工、电器3个实习工场。原工场的主任是德国人，此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被遣返回国。胡厥文接受这项工作后，在工场整肃纪律，严格管理，把实习与生产结合起来，使3个工场的面貌得到改变，2年中，工场为学校生产了6台机床，创造价值3000多圆。

刻苦钻研竞技强国 创业是艰辛的。胡厥文离开“同济”后，筹集24000圆在上海虹口唐山路创建了新民机器厂。“新民”2字的寓意，是表示他决心走一条兴办实业、利国利民的新路。1922年元旦，“新民”正式开工。

“新民”厂的主要业务是为各纱厂维修机器，同时生产一些相配套的零部件。由于同行的刁难和纺织行业的不景气，工厂业务不多。于是，胡厥文先为勤工机器厂设计制造了挂脚、地轴、皮带盘等机械零部件，接着又承接了印刷厂的油墨机研制任务。一次，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场看到几台从德国进口的彩印机，由于对方总经理不同意让他测绘，胡厥文就偷偷绘下机器的外观，回来后再设计机器的内部结构，结果获得成功，在自己的厂里制造了彩色印刷机。

一天，胡厥文听到英商麦边洋行投资开设的兰格子木行经理抱怨说：“我们行里倒是很需要各种木业机器，可惜你们造不出来。”胡厥文很不服气地对他说：“新民厂什么样的机器造不出来？”当他了解到木行想添置一架大型锯木机时，胡厥文就对那位经理说：“我不收你的定金，机器造好后我负责安装调试，如果使用效果与进口机器一样，我按八折价格收费；要是机器性能不如外国的好，你把它砸碎了还给我。”木行经理当场就签订了合同。胡厥文与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一块儿研究，绘制图纸，还针对外国机器使用过程中的缺点进行改进，很快就把锯木机制造出来。经调试证明，新民厂生产的锯木机日产量比外国设备增加5%，耗电节约20%。木行经理立刻与新民厂签订了圆锯、行车、花边、插槽等一系列木业机械订货合同。

“新民”厂名声传开了，上海的久记木行、顺泰木行、天厨味精厂、泰康厂、康元制罐厂等纷纷上门订货，甚至连东南亚的一些厂商也上门来订货。1925年以后，上海的橡胶工业发展迅速，而橡胶厂的机器设备都从日本进口。还有，像大中华造船厂的船用蒸气机、小型高速柴油机等都得依赖国外供货商。不久，这些机器设备都被新民厂“消化吸收”生产出来，替代了进口。新民厂仿制的小型高速柴油机价格仅是德国同类机器的一半。

胡厥文一面管理企业，一面刻苦实践钻研技术，他亲自动手解决了中华第一窑厂发动机的毛病，为此被该厂董事长穆杼斋聘为经理。不久，穆董事长又把下属的恒大纱厂交给胡厥文管理。这样，胡厥文一下子当上了3个厂的经理。尽管他管理3个厂，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为了实业救国的理想，1925年以后，自己又创办了3个厂，即上海杨树浦的长城窑厂、还有在嘉定的合作五金厂和黄渡电灯公司。胡厥文在机器同业工作竞赛会上写过一首诗：“国家盛歇基于工，惟勤惟敏我所崇。竞技有心在强族，夺标无意自称雄。精求益进程何限，炉锤锻出太平风。”

内迁工厂坚决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胡厥文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十分忧虑，他写诗寄托了自己的心情：“众人昭昭兮，我独浑浑。众人察察兮，我独昏昏。举世皆优游，我东望而愁增。”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胡厥文看到十九路军装备较差，本来就与七十八师的翁照桓旅长有交往，就主动联系调动设备、人员，搭起工棚为部队生产弹药。十九路军在上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英勇奋战，使日军伤亡惨重。

胡厥文积极参与由十九路军欧阳师长和上海兵工厂厂长阮尚玠谋划的炸毁日本海军“出云舰”的行动。“出云舰”是侵华日军海军在沪作战海军司令的指挥舰，由英国制造，曾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当时停泊在虹口武昌路三菱码头旁的外白渡桥北堍。他们先找到一枚旧水雷，重新安装引信、配制了炸药，制成一枚重500磅的大水雷，安装在40只密封固定的空油桶下面。1932年3月1日下午，胡厥文等人把水雷悄悄推下黄浦江，水雷一点点逼近敌舰……按计划，时间已到，岸边的电闸合拢，“轰隆”一声巨响，无数条水柱冲天而起……可惜水雷此时尚未贴近敌舰，炸舰计划功亏一篑。《蔡廷锴自传》中这样记载：“此次后方所炸敌之某舰，因黄浦江水涨落未定，水手不知江底炸药已被水流移位，爆炸已不准确，甚为可惜，如果500磅炸药不流开5米，该旗舰就会片甲不留了。”

淞沪会战正值早春二月，十九路军多是广东人，衣单被薄，胡厥文与妻子沈方成商量，发动同业公会的家属为战士们缝制了5000余件丝棉背心，同时准备了年糕、罐头、饼干、面包和糖果等送到前方，鼓舞士气。

期间，胡厥文日夜奔忙，以致满腮胡子也来不及剃。于是他干脆蓄须明志：等赶走了小日本我再剃胡子。此时，胡厥文只有37岁，却胡须盈尺，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才把留了14年的胡须剃掉。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进而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7月24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来沪协商上海工厂内迁事宜。胡厥文动员兄弟企业内迁，保存机器设备，决不留下任何资财被日寇所利用。8月21日，胡厥文用21条木船装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顺昌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的器材、设备，还有家属及企业职员工160多人，冒着日寇的炮火驶出苏州河……工厂从武汉到湖南、重庆、四川、广西一路搬迁。1942年，胡厥文的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抗战开时兴欲狂，勤工建国梦偏长。六年砥砺形神悴，直道难行最伤感。”

主张和平创立“民建” 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杨卫玉找到胡厥文，谈到抗战胜利以后国家搞建设，重工业是首要问题。民族工商业界人士不能只顾埋头搞实业，还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以取得应有的地位。于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胡厥文等在重庆筹建“民建”。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曾家岩张治中将军的住宅“桂园”举行茶会，招待部分工商界人士，胡厥文应邀出席。随后，胡厥文、吴蕴初、李烛尘、胡西园、吴羹梅、颜耀秋等也借用“桂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席间，毛、周对和平、民主、统一等一系列问题的谈话，使在座的企业家茅塞顿开。10月9日，周恩来在星期五聚餐会上发表的“当前经济形势”的演讲，使胡厥文和工商界人士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以及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

1945年12月16日下午，在重庆白象街的西南实业大厦，中国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黄炎培、胡厥文等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民建”的成立，标志着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团结和觉悟。从此，他们积极谋划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不懈努力。

1946年2月10日上午，各界人士在重庆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召开大会，会场冲进了大批被收买的流氓和国民党特务，他们大打出手。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李公朴遭到殴打，史称“校场口事件”。这让胡厥文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的真面目。

1946年6月17日，国民党向中共提出五项停战条件，“民建”于19日发出《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希望国内政治领袖们“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上海的53个人民团体联合组织了“上海各界赴京请愿团”，并推派胡厥文、马叙伦、盛丕华、雷洁琼、阎宝航等11人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一批装扮成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困和殴打四五个小时，阎宝航、马叙伦、雷洁琼等被打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胡厥文当天因参加一个会议而第二天前往，尽管发生了“下关惨案”，但他还是按原计划赶到南京。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又先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血的事实让胡厥文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的真实面目。

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胡厥文和民主建国会同仁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一系列斗争。

贡献卓著后人敬仰 1949年，胡厥文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还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胡厥文满怀激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民建”与上海市工商联组织了华北参观团。周总理接见时看了参观团编写的《解放后的上海工商业》，称赞说：“你们搜集资料真快，组织这个参观团是及时的，有意义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胡厥文尽数捐献自己的积蓄，支持抗美援朝。他还写信给在天津读书的次子胡世华，鼓励和支持他终止学业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10月，胡厥文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停留38天，行程6400余里。

1953年6月，中央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代表大会，“民建”学习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确定了“民建”和工商联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回沪后，胡厥文提出新民机器厂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上海第一批合营的工厂。

胡厥文一生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他多次回嘉定考察。对“嘉定竹刻”尤为关心，不但把自己的藏品捐给嘉定博物馆，还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恢复这项传统工艺。

在纪念胡厥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王兆国这样评价他：“胡厥文先生毕生致力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经济振兴、社会进步的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胡厥文是一位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的优秀杰出的民主人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