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先贤潘公弼

他是金山的姐夫、邵飘萍的搭档、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他是《京报》的创始人、《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的主笔、《中央日报》的社长。

这位谦和、温顺、没有脾气的人，却用纸和笔，诠释了新闻舆论正气凛然、申张正义的力量。他，便是嘉定人潘公弼（1895～1961）。

3人搭档始做新闻

潘公弼于1914年赴日本东京政法学校留学。1915年7月，他与邵振青（飘萍）等3人合办了“东京通讯社”，向国内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寄发东京通讯，主要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袁活动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它较早报道了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引起国内震动。

创办《京报》震动业界

1918年10月，“同学同事同患难”的潘公弼和邵飘萍，共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旧中国办报，“集资千金，局居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

《京报》一开始只有邵飘萍和潘公弼2个人，采访、著译、编辑……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与邵飘萍分任。《京报》无党无派，不依附特殊的权力集团，主张言论自由，很快得到读者喜爱。

主持笔政业绩卓著

《京报》大胆批评北洋政府，邵飘萍、潘公弼先后入狱，报纸被封。邵飘萍死后，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应邵飘萍妻汤修慧之邀任《京报》主笔，潘公弼则南下上海，在大学主讲新闻，后来主持《时事新报》，这期间，他的文章常引起轰动。在旧中国报界，人们喜欢把他与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并称为“南潘北张”。

在《时事新报》期间，邹韬奋与潘公弼在一间办公室工作。“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悉。在编辑方面，从校对到总编辑、总主笔，他都干过；在经营方面，他也干过各种职务，所以他在解决各个部门的问题时，都有独到的见解。”潘公弼在报界的丰富经验，使韬奋获益不浅。他说：“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

1924年4月12日，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抵达上海，徐志摩担当翻译，张君劢、郑振铎、潘公弼等沪上著名文化人士悉数前往迎接。

1929年，潘公弼先生总结自己从事报纸编辑的实践经验，发表了《新闻编辑法》。他认为，想要制作良好的新闻，编辑方面不可不采取4个步骤，即：收集资料、选择资料、整理资料以及编成资料。理论界认为，潘先生的研究实质上已经涉及了编辑的本质问题，表明中国的新闻编辑学研究已从他的著作起步了。

抗日战争初期，潘公弼一度主持《申报》笔政。

1940年，主笔关楚璞离开《星洲日报》，俞颂华、郁达夫继任，最后由潘公弼接任。这张报纸，便是如今的《联合早报》。

伏案一生术有专攻

日本投降后，潘公弼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为负责接收东北文化事业的特派员。在长春，他创办了《中央日报》，任社长。著名演员金山、张瑞芳夫妇，本来准备去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周恩来获悉潘公弼的任命，当即给金山写了一封密函：“山、芳：姊夫（潘公弼）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张瑞芳1995年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周恩来想通过金山联系潘公弼。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据说，金庸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身无一文，顿时失色。而邻座正好是时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的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给了10元港币。

潘公弼一辈子与报纸打交道，对报纸编辑、评论言论、舆论影响有精到的论述。1994年版台湾国立编译馆的国文课本第六册第九课，收录了潘先生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报纸的言论》。

潘先生说，报纸的言论虽然可以代表舆论，但是必须自身健全，然后才能发挥舆论的功能，进而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他认为，舆论自身健全的条件有4条。第一是动机纯洁；第二是识见卓越；第三是文才畅达；第四是胆气横逸。他还论述了世界文明国家政治演进的途径，指出舆论政治是民主精神的现象，并就法律允许言论自由的意义、朝野对舆论如何加以判断和尊重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即使在今天看来，其见解之透辟，仍具积极的指引作用。

1949年，潘公弼的弟弟潘劭昂担任国民党中央社重庆分社主任。12月7日，在等待了3天之后，中央社好不容易从空军弄了个226号专机，十几位中央社的高级编辑记者从成都新津机场撤至海南，却不幸在海口遭遇坠机惨祸。这起坠机事件，共死亡20多人。潘邵昂头部严重受伤，在香港疗养多年，后来到台湾。但潘先生从此绝意仕途，81岁时在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