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命”

龚静

“一个西班牙的城”、“一个农人的生活”、“山和牧人”，几个人物的侧影，灰色的石头，修伞匠……生于1873年卒于1967年的阿索林写着老城，石头，树，修道院，那些随处可见的人，女仆匠人，老人少女，热情的、沉默的、婀娜的、忧伤的人，他笔下的西班牙，全非我们想象中的西班牙：斗牛士、火热的色彩、高迪式的奇幻，却像轻雾，笼在清凉的城和山间。人们过着日子，劳作，听歌，死亡，我们读完他们，可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也或许不记得了，但又何妨呢，萦回着一些面影，一些歌声，就够了。这真是很阿索林式的审美体验。

汪曾祺说“阿索林是古怪的”，又说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他在《小说的散文化》（1986）一文中说到阿索林。“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只是一种意境。……阿左（索）林所写的修道院是静静的。声音、颜色、气味，都是静静的。日光和影子是静静的。人的动作、神情是静静的”，确然，读阿索林的文章（何以文章称之，感其作品亦小说亦散文之故）让人静下来，这静静的感觉抟成气息氤氲于周遭，身在现世又隐于文中。我们知道农人简单地生活着，“吃白菜，番薯，黑面包，葱，蒜，有时候，一年内只两三次，他吃肉；一手把的核桃或杏仁是他的无上的盛馔。”（《一个农人的生活》），农人渐渐成了一个小老人。孩子们死的死走的走。有时候他也会叹息，但不久又振作起来。“这位可怜的人既无希望又无欲求地生活着。他的眼界只有群山，田野，天空”，“一切全凭天意”地活着，然后死去。

若一个个体，却又像某个群体的侧影，无太多情节，更别说跌宕起伏的命运，它只是叙说着，像水彩画的笔触，你看到了那些洇色，却总是隐淡的；你看到物象的造型，却又总有晕色，物象也漫漶起来；可是纵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到人物的气息，闻到天地的味道，虽然一切都似乎不那么容易抓住。这种感觉介于写意和工笔之间，有时精准细节，有时率性块面，人物有名有姓，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名字，只要记住务农的修伞的卖饼的，或者女人僧人就可以了；场景也各种各样，可是却总浮现出巷子、石头屋、小花园、修道院，还有村子和土地和天空。最重要的是一双观察的眼睛带动你，一样一样看过去。看过去的所有杂驳在一起，像那种经年的石头的颜色，让你看了安静地想一想之前和之后的光阴。

他一笔笔描述着他的所见多感，不太评判，不太愤怒。《安命》一文颇能传达阿索林的作品气质。文章写了一位多思加诺先生，他“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屋内很简单，但有书有四五幅古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吃简单的饭菜。天气好的日子，他便到处去散步，边走边观察周遭。其实，他原来有可观的收入，后来随着某银行家的破产而破产了，接着妻亡子逝，从“本来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到“每月只有二十杜洛斯”，但多思加诺每天安然作息，“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安命》文末，阿索林写道：“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在这里看不到彼时彼刻的时代风云。查查资料，十九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也是风云跌宕的。

出生于1876年的阿索林历史上素有“一八九八派”之称。所谓“一八九八派”，与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美西战争导致西班牙惨败有关。这一年，古巴彻底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还将波多黎各连同关岛和菲律宾以20万美元割让给了美国。1899年，西班牙又将其所属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加纳利群岛和帕劳卖给了德国，至此，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所剩无几。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八九八派”要求新政府变革。接下来的二十世纪初，西班牙盛行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各地有叛乱和起义等。但是，阿索林并没有在文章中刻意去描述所谓时代的风起云涌，他将人物命运置身于广袤苍穹，好比在多思加诺先生这里，破产，儿子阵亡于古巴战争，女儿肺炎病逝，妻子由此病倒并逝，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痛彻心扉的灾难，可大书特书，但他却清贫而平静有尊严地活着。阿索林看重的该是这样的宁静，暴风雨过后的宁静。他把人放在人的命运中来表达，生命从生到死，经历了许许多多，最终抵达安详。

阿索林看到人在天地间的必然运命，只淡淡叙说着，“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命”。

若波涛过后的海面，只是一波一波地，平静地波动，波动下的涌动，一切皆于此波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