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开放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公斤香蕉售价约1.6元，一公斤苹果售价约1.3元，一天能卖50公斤。算下来一天能赚10多元钱，一个月就是300多元。”1979年，月收入已超过300元的乔秉益，是嘉定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也是嘉定第一批领取个体工商营业证的人。

“个体户”，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标志着中国人终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乔秉益，则是千千万万个个体户沐浴着改革开放大好政策富起来的一个代表。

撰文/顾佳兰 供图/乔秉益

人物档案

乔秉益，1938年出生，195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州桥北堍摆起了小摊位，贩卖糖果。1963年，响应“城市人口下乡”号召，前往安徽务农。1967年迁往江苏昆山亲友处务农。1979年改革开放后，回到嘉定重操旧业，贩卖水果等。1981年，他在嘉定第一个公开亮出私营杂货店招牌“佳一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乔秉益大胆尝试，承包了小型国有企业——梅园酒家。1997年，乔秉益及子女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后“再创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最先解禁了农村工商业。那一年，乔秉益正好40岁。

1979年，经历了10多年到安徽农村下乡、在昆山农村务农的经历后，乔秉益回到嘉定，再次成为了一名“跑单帮”的个体户，经营水果生意。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往返嘉定与市中心区之间，到十六铺购进水果，再到嘉定镇上贩卖。虽然辛苦，但丰厚的收入，却让他很快还清了前几年务农时透支的800多元债款。

这并不是乔秉益第一次“创业”。1956年，高中毕业的乔秉益面临着抉择：家里条件差，怎样才能减轻经济压力呢？乔秉益选择做生意，他在州桥北堍的百货公司门口支了个摊位卖糖果。

“那时候，我们是被瞧不起的，但我相信勤劳能让我致富。”说起艰辛的往事，乔秉益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但他的生意没有做长久，1963年，乔秉益响应“城市人口下乡”的号召，去安徽务农；4年后，一家人迁至昆山农村投亲靠友，仍在当地务农。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乔秉益感受到了机遇。

1981年，乔秉益把水果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在清河路登龙广场上开了家杂货店，取名为“佳一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佳一村”领到了嘉定的第一批个体设摊经营证，亮出私营牌子。乔秉益至今还记得，他的杂货铺设在一间铁皮房内，门口有一棵大樟树，为铁皮房遮风挡雨。现在，当初的铁皮房早已不复存在，“佳一村”也早就歇业，但大樟树依旧，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买不到的商品去“佳一村”找找

乔秉益开办的佳一村杂货店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是装饰布置，还是经商理念、服务项目，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在店堂间贴了‘经商实事求是，赚钱合情合理’的对联，我觉得这是对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乔秉益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一个小姑娘受家长嘱咐来店里挑一包最好的榨菜。当时优质榨菜断档，乔秉益从普通榨菜中挑选了一包质量好的，并给这位小姑娘写了一张便条表示歉意，让小姑娘过阵子再来购买。这家人家被乔秉益的诚信所感动，后来成了“佳一村”的老顾客。还有一次，一位外籍教师用上海友谊商店的兑换券买卷烟，乔秉益按烟价给予找零，这位外宾临走时翘起大姆指连声称赞。

“行得春风有夏雨”。乔秉益还推出了十个服务新招，包括指路问讯、设医药箱、提供打气筒、免费使用火柴、代写书信、换零钞、缺货登记等便民服务。如小小一块乳腐，小的一分钱，大的三分钱，大店怕麻烦、怕损耗大不愿卖，“佳一村”却不厌其烦，坚持做小本生意。

那时，国营商店都是按时关门打烊的，市民要临时买点东西，只能去“佳一村”。1984年，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地震。惊恐的市民半夜跑出住所，很多人什么都没带，肚子饿了怎么办？国营商店指望不上，市民只能去敲乔家的门，很快，“佳一村”开门了，饼干、蜡烛等用品成了市民的救急品。当时，嘉定城里不少居民都知道：“买不到的商品去‘佳一村’找找。”

一个万元户的诞生

随着“佳一村”的招牌越来越响，乔秉益也在谋划着转变。1984年，“佳一村”开始开展批发、代销业务，业务大幅增加。1985年，乔秉益雇佣了9名员工，也是这一年，“佳一村”的盈利超过了1万元。

从乔秉益保存的一份经营情况表中，记者清晰地看到：1985年，“佳一村”的营业额为530461.9元，其中零售为161894.83元，批发为215567.07元，代销为43000元，水果销售为110000元；缴纳营业税12023.23元，缴纳所得税、工商管理费等总计25000余元，支付工资9882.10元；净利为15706.08元。乔秉益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经营过程中，乔秉益发现居民手中的杂瓶很多，但许多废品站不收，不少居民感到弃之可惜，留之无用。为了帮助当地居民打开杂瓶销路，乔秉益四处奔波，经多方努力，按不同厂方的需要，在店边展示样瓶。许多居民见后，纷纷回家清理出旧杂酒瓶送来，乔秉益先后收购废杂瓶近8万只。

承包国有饭店年年盈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佳一村”卖得最好的是腐乳，那时的老百姓虽然已沐浴到改革开放的春光，但收入普遍偏低，腐乳是最经济实惠的下饭菜。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市民收入增加，有些市民开始舍得下馆子搓一顿了。这时，一直以经营杂货店为主业的乔秉益，赢来了一场新的挑战。

当时的梅园酒家是一家国有饭店，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为了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负责人决定让个体户进店承包经营梅园酒家。选谁好？相关负责人绞尽脑汁，最终选中了乔秉益。

国有企业该怎么干？乔秉益心里没底，但是，多年经商经验让他明白，要干就要全身心地投入。乔秉益一头扎进了饭店，他首先对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进行改革，对厨师、服务员、勤杂工量才录用，尽职的按销售额比例多拿，不尽职的不分。在经营上，对中、晚餐供应坚持中低档为主，增设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等早点供应。对从事早点的职工采取联销计酬和计件制形式，多劳多得，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营业收入增长。很快，连年亏损的梅园酒家获得盈利，28平方米的小饭馆面积扩大到60多平方米，价格实惠的家常菜，成为附近老百姓下馆子的首选。

梅园酒家经营了5年，几乎年年盈利。1995年，57岁的乔秉益准备退休了，但是很快，闲不住的他又出山了，1998年，他凭借着经营梅园酒家积累的经验，开办了一家奥灶面馆，还与子女一起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个体户承包国有企业，在以前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这种剧变随处可见，个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户的辛劳和奋进，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今天，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占到中国市场主体总数的九成，创造了全国60%的GDP。

1985年，嘉定县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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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个体经济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嘉定商业已很发达，集镇布市兴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境内有商铺2021家，至民国元年增至2500余家。

▲解放初期，全县登记注册的个体摊贩有2496家（人）；1956年，大部分个体摊贩加入合作社营企业或转为他业；1963年，全县共有个体工商户624家（人）。

▲“四清”运动后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个体户数量锐减。1978年后，个体经济才重新得以发展壮大。1980年，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了《关于恢复个体工商户登记发证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意见》。1979~1987年，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从19家，发展至3689家。

▲1985年7月，县召开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员5648人。

▲1988年后，尤其是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和1992年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传达贯彻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1988年，嘉定对全县3209户个体工商户进行重新审核，换发了营业执照。1990年底，全县有4028户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1385.55万元，产值8469.86万元。

▲1992年，为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私营及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登记程序等适当放宽政策，核准发照时间从国家规定的30天内缩短到15天以内。1993年，嘉定区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意见》（嘉府（1993）72号）。

▲2008年，全区个体工商户数超过20000家，从业人员达33244人，资金总额为3.6亿元。

▲2016年，全区有个体工商户23038户，从业人员41284人，资本总额7.0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