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

吴丹

张昌绍

张昌绍在牛津大学

陈冲

张昌绍（1906—1967），上海市嘉定县望仙桥镇人。上海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英留学，先后获得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回国后任教于内迁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建国后任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药理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药物组组长、《生理学报》副主编等职。

他主持制定了药理教学大纲，参加制定了全国药理学科学规划。他主编的《药理学总论》是中国第一部大型药理学参考书。

出生嘉定望仙桥

张昌绍出生于教师之家，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他在读完小学之后，并没有如愿升入中学继续读书。

1920年，因家庭贫穷，张昌绍辍学了，14岁的张昌绍离开故乡嘉定，进入苏州私立树德医院当了一名学徒工，正是在这所医院里的经历，让张昌绍萌生了学医的梦想，为此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刻苦自学。

1924年，张昌绍考入江苏省立第四中学，这所江南文化名校位于江苏太仓，前身为太仓州属中学堂，创建于1907年，1913年更名为江苏省立第四中学。

张昌绍在校期间极为活跃，曾经发表医学科普类文章。他还是学校“雄辩会”的主要辩手，并积极参加一些爱国学生运动。

1928年，张昌绍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当时这所医学院不在南京，而是设在上海，由耶鲁大学医学博士颜福庆出任第一任院长，学制为7年，前2年为预科，由校本部理学院代为培养，医学专业本科学制为5年，张昌绍在南京读完预科之后，又到上海吴淞医学院本部就读医学专业。

1932年9月，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正式脱离国立中央大学建制，成为一所独立且现代化的国立医学院，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继续由颜福庆出任院长。

1934年7月，张昌绍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因学业成绩优异，留校担任教务长兼药理科主任朱恒璧教授的助教，从事药理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朱恒璧是中国最早从事药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曾是颜福庆从事医学教育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937年初，张昌绍与赵承嘏、朱恒璧合作，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蚯蚓中之舒展支气管成分》，赵承嘏教授当时是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曾留学英国和瑞士，是中国获得欧美化学博士第一人，也是中国药用植物化学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刚过而立之年的张昌绍能与当时中国顶级药学大师合作，实在是一种荣幸，同时也表明了张昌绍的优秀。不久张昌绍又与朱恒璧、张鸿德合作发表了《“黄连素降压作用之翻转”之机构》的研究论文。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张昌绍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入伦敦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神经药理学大师盖达（JohoHGaddum）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肾上腺能神经药理的研究。

张昌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6篇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其中一篇是与导师盖达教授合作发表。这些学术论文都与肾上腺素能传递有关，而当时国际医学界尚不清楚肾上腺素能神经释放的化学递质是什么。

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瑞典科学家UIfvonEuler教授才搞清楚肾上腺机能，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Euler教授与张昌绍导师盖达教授都曾师从英国著名科学家HenryDale从事科学研究，并有过很好的合作，Dale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张昌绍当时的研究课题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他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和科学研究，于1940年获得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且科研成果丰硕，他还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协会会员。

拿到博士文凭之后，张昌绍又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和进修，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都是全美顶级医学院，能在这两所医学院任意一所医学院学习，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奠定中国药理学基础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张昌绍谢绝美方的热情挽留，怀着急切的报国愿望，毅然回到艰苦抗战中的祖国，辗转来到战时首都重庆，被母校国立上海医学院聘为药理学系副教授，并兼任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研究室主任。上海沦陷前，国立上海医学院曾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继续办学，后来又迁往重庆歌乐山办学。

由于日本的军事封锁，西南大后方缺医少药，导致细菌性传染病流行而无法有效控制，在此危机时刻，张昌绍不惜中断了关于肾上腺能神经传递的理论研究，开始夜以继日地研究抗细菌药物，相继撰写了《磺胺类化学治疗学》和《青霉素化学治疗学》等科普性文章，及时介绍世界医学界关于磺胺类和抗生素两大发现的研究成果和临床应用。

与此同时，张昌绍还与同仁一起利用简陋设备，开展磺胺类临床药理研究和中草药抗疟作用的研究，并组织了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为西南大后方流行病防治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科研数据。

尽管重庆是战时首都，但各种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张昌绍一家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电煤卫全无，生活用水是需要从山下小溪挑到山上，晚上点的是电石（乙炔）灯，当时所有科研人员都如张昌绍一样，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和写作。

1946年，国立上海医学院从重庆迁回上海原址复校，张昌绍一家也随学校迁至上海，并被分配住进了颜福庆事先主持新建的花园式小楼里，地址位于平江路17弄10号，这里自来水、电灯等一应俱全，生活与在重庆时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但张昌绍的科学研究却没有停止。他于1946年和1948年，曾分别在国际著名期刊《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是中药研究抗疟方面颇有分量的论文，对后来“青蒿素”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这也再次证明，许多科学发现和科研成果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当年8月，国立上海医学院被上海军管会接管，并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主要参与组织学校的教学工作,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年近古稀之年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

张昌绍出任上海医学院药理学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当时上海市政府也十分器重张昌绍的学术声望，给予了一定的政治荣誉，让他出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新药组组长、全国血吸虫研究委员会药物组组长等社会兼职。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昌绍受国家卫生部委托，主持制定了《药理学教学大纲》，并主编了药理学统编教材《药理学》，不但成为医学院校药理学系的主要教材，而且也是医药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张昌绍所著的《中药的现代研究》，对以现代科学整理中药及中西医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来，他还曾策划出版一部大型药理学参考书，但遗憾的是，只完成了第一卷《药理学总论》。

五十年代，张昌绍曾两次出国访问，一次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一次出访苏联，那个时代能够代表国家出国访问，都是某领域里的“翘楚”，也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荣誉。1956年3月，国务院在评定教授级别时，张昌绍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有16人被评为一级教授，由此也可见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实力。

张昌绍曾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全国药理学培训班，为全国各医学院校培养药理学师资力量，他还担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也是《中华医学杂志》、《生理学报》、《药学学报》的编委，共发表100余篇论文，其研究领域尤以植物神经系统药理和化学治疗最为突出。

“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所有曾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张昌绍也没能幸免于难。因不堪忍受凌辱，他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生命的时钟，永远定格在1967年12月20日这一个阴冷的冬日里。

寻找外公张昌绍

陈冲，1961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1980年因与刘晓庆、唐国强等人共同出演电影《小花》，而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百花奖影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在陈冲仅有的记忆里，外公张昌绍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提高声音骂过人或者说过重话。张昌绍去世时，外孙女陈冲刚满6岁，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陈冲的母亲张安中只是告诉她外公“走了”。之后的几年，大人们从来没有在陈冲和她的哥哥面前提到外公，所以她对外公没有什么更多的记忆。少年时代，陈冲和外婆住一间屋，那么多年外婆也从来没有跟她提过外公。

1975年，尚在读初中的陈冲被电影《井冈山》剧组选中，饰演一个红军小战士，尽管这部电影未能拍摄完成，但陈冲却从此走上演艺之路，并因主演电影《小花》，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后来又因独立执导严歌苓的《天浴》而获得许多国际大奖。

一个偶然的机会，外公张昌绍的名字，才又走进陈冲的视野中，这激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才有了陈冲想极力寻找和了解外公张昌绍的人生轨迹，并借助其明星的影响力，开始探索外公张昌绍的人生之旅。

在央视的明星真人寻根节目《客从何处来》的片尾，陈冲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一些人，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会读到，他们如果不能够理想地去生活，如果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是他们觉得有意义的，如果这个意义没有了，他们会选择走。他是属于这一类人。”

在张昌绍去世11年之后，1978年，上海医学院为他举办了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张昌绍去世的39年后，2006年，复旦大学为他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张昌绍遍布世界的近百位弟子，不远万里齐聚一堂，这也让人更感受到，张昌绍的品格传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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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张昌绍

结婚后有一天，我婆婆跟我讲起她的家史。她的父亲李振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将军，跟李先念是好友，1949年带着3个军投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贡献的人。说着她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词典》，给我看他的事迹，很偶然地，我看见我外公张昌绍也在词典里。我读着外公成就卓越的、而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生，感触万分。我走到墙边仔细看那几张泛黄的旧照片，努力将照片里的外公跟词典里的外公对起来，想象他的经历。

外公坐在一艘赛艇里划船，身穿白衬衣加一件西装背心和领带。照片中那条河、河边的树和那座小桥似乎是牛津大学。那应该是1937年和1941年之间？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桥上，身后是湖心亭，水里有荷花，头顶上飘着柳枝。他身着西装大衣，年轻英俊。那是他出国前照的还是他刚回国照的？

外公戴着棉帽、裹着海军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后是城墙。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人，从衣服上看着像是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许是出差讲学，在那儿跟朋友留的影？

外公跟外婆手里抱着我表姐临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着中山装，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他抿嘴微笑，是个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60年代照的，是我跟他唯一的一张合影。

第一次离开上海到美国留学时，我只带了很少的行李，我跟爸爸说我只想带些生活必需品。除了一些替换的衣服，还带了自己喜欢的几本书。为什么会带外公的旧相片？我当时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他，也没有他的记忆。然而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些照片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真没法用逻辑来解释。

坐在飞机上，我闭上眼睛，在脑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对外公的记忆。模模糊糊，犹如梦境，我似乎能看见他坐在书房的身影。黄昏，我从幼儿园回来，走到他跟前。他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在那盏绿色玻璃台灯下教我写字。

（摘编自陈冲《思念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