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江上，震川精神

图/刘静娴

江南，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栖心之所。她不止于一个地理概念，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江南文脉，留下无数值得传诵的经典名篇。素有“明文第一”美誉的归有光，终其一生都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归有光出生在运河腹地城市昆山，从小便在江南水文化的熏陶中汲取着养分。476年前，35岁的他从昆山携家移居江南水乡小镇安亭，开始了长达20多年著述讲学的生活，“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声震安亭江。

无论在生前身后，归有光都对“教化嘉定”的形成和发展，对嘉定文派的构建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清道光年间，为了传承归有光的精神，在安亭菩提寺东建成震川书院，收嘉定、新阳（今太仓市）、昆山、青浦四地的学子，成为江南一所著名的书院，即今震川中学前身。今年11月，归有光研究会在安亭震川中学成立，既有利于传承“嘉定教化”、弘扬传统文化，也助推了江南文化的传播和深化了有关江南文化的学术研究。研究会专家认为，纵观归有光一生，虽命运坎坷，但他身上所流露出的家国情怀、社稷担当、刚正廉明、博学求新的优秀品质，是润泽后人的珍贵遗产。本报特此选登归有光研究会部分专家、会员的研究内容，以学习和弘扬震川精神。

安亭震川中学里如今尚保存着震川书院的遗址

归有光与教化嘉定

陶继明（嘉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归有光与嘉定渊源流长，他自嘉靖二十年（1541）从昆山迁居安亭，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其间因倭寇骚扰，曾回昆山县城短暂居住，自35岁人至中年到60岁花甲之年，他在嘉定生活了二十余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黄金年华。其时，嘉定为滨临东海之地，归有光对嘉定饱含深情，视作第二故乡，曾说过“予屏居江海之滨二十年间”（归有光《沈贞甫墓志铭》）。他在嘉定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无论在生前及身后，都对嘉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教化嘉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交友论学、培育人才

归有光迁居嘉定后，与当地的文朋诗友结下了良好的关系。地方史记载，他们中主要有：龚世美、唐钦尧、殷子义、徐学谟、沈果、金乔、李瀚、娄应轸、张情、张意等。此时，归有光仅是举人，地位不高，安亭是偏于嘉定西隅的水乡小镇。而这些嘉定士子中，有的如徐学谟、张情、张意等已中进士，功名显赫，成为高官；有的学养深厚，颇有名气，但他们都十分敬仰归有光的人格和才华，乐意与其交游。

归有光在安亭讲学，属私人谈书论道，聚徒讲学，但因学问大、名声响，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其中“执经问学者尤多”（唐时升《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声震安亭江。

归有光在嘉定有多少弟子，无确切统计，但数量一定不会少，史料记载的有龚有成、宣应辑、潘士英、张应文、张应武、张应忠、张名由、傅逊、李汝节、姚子英等人。

众多的弟子中，有的就是归有光嘉定友人的后辈。如龚有成是龚世美的后人；张应文、张应武、张应忠是张情的三个儿子。自然，师从归有光的学生，目的也许各不相同，有学经学的，有学文学的，也有学科举制艺。他们学业有成，有的科举登第，成为官员，如李汝节；有的以治经学，如傅逊；有的以文学见长，如张应文、张应武等。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因归有光的言传身教，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把归有光的学问和思想传之后人，发扬光大。

之后，也有嘉定士子虽未得到归有光的亲授，但因其思想、学说、作品已深深扎根嘉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嘉定学风和士风。如“嘉定四先生”中的唐时升、娄坚，《明史》说唐时升“早登有光之门”，《四库全书提要》说娄坚“早从归有光学”。但从年龄上考证，归有光离开嘉定时，唐时升年仅14岁，娄坚才12岁，都不太可能是归有光的弟子，应是归有光的再传弟子。

著书立说、传播文化

归有光的成就分两个层面：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他在安亭二十余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归有光在安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在其全部著作中占很大比重。散文名篇《项脊轩志》，是他18岁时草就于昆山，迁居安亭后作了多次精心修改，并写成了后半部分的点晴之笔，可以说这篇传世之作是在安亭出世的。明嘉靖四十年（1561），归有光的又一篇散文名篇《世美堂后记》在安亭问世，这是他直接描写安亭人与事的作品。从他居住的世美堂写起，睹物思人，深情地缅怀了他的亡妻王氏，这两篇杰出的散文，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此外，归有光以嘉定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思子亭记》《菊窗记》《畏垒亭记》《栎全轩记》《偕老堂记》《招张贞女辞》《张贞女狱事》《与李浩卿书》《答唐虔伯书》《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文邦）墓志铭》《李汝节墓志铭》《朱肖卿墓志铭》《金君守斋墓志铭》等。

归有光还是一位关心民生、注重实学的学者。他在安亭时期，正值倭寇猖狂骚扰东海沿岸城市，他目睹和亲历了对人民造成极大祸害的倭患。长于思考的他，写了不少文章，如《备倭事略》《御倭议》等文，提出了建设一支能机动作战的海上舟师，等倭寇来犯时，“于海中截杀之”，同时还主张联络邻邦朝鲜，对日本形成钳制之势，以缓解倭患。

值得一提的是，归有光生活时期，太湖流域水利多年失修，水患严重，嘉定发生过数十次严重的水旱灾害。归有光在安亭精心研究江南水利的历史和现状，沿途调查，甚至访问过当时安亭的百岁老人。他写下了《水利论》《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说》及《淞江下三江图叙说》等水利专著，这些著作具有真知灼见，为后世海瑞、林则徐治理太湖流域的水利，提供了路径和方法，被林则徐称为“功在三江”的“专家”。

对构建嘉定文派的贡献

元末明初，嘉定文派初露端倪。嘉定文派不是简单的文学流派，它的内涵包括文学和学术两个层面。

嘉定文派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文人的王彝，他才华横溢，时人称其为“伟器”“人中杰”，他以布衣被朱元璋召入翰林院，有《王常宗集》传世。而真正形成这个文派是在明嘉靖、隆庆时期，得力于归有光。当时，《震川文集》是嘉定士子必读之书，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故清初学者阎若璩称，明代“隆庆之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得有光之真传也”（清·阎若璩着《潜丘札记》）。钱谦益则说：“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门，故熙甫之流风遗论，叔达与程孟阳、娄子柔皆能传道之，以有闻于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嘉定文派经归有光，继以“嘉定四先生”，后至黄淳耀发扬光大，终成为嘉定文派之大纛。在其周围，以直言社为主干，团结了一批年轻的文人学者，他们亦师亦友，吟诗作文，切磋学问。黄淳耀、侯岐曾、侯玄演、侯玄洁、黄渊耀、夏云蛟等人皆死于嘉定抗清斗争，他们大都有著作布世，而其余的成员则为嘉定文派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归有光文学之外的精神世界

邬国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归有光为一代文宗，研究归有光而关注他的古文成就，是为理所当然。文学之外，归有光的精神世界也很重要，很丰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他杰出的古文成就是自己精神的浮英。

归有光明达世务，怀着治世安俗的大志，虽久经颠沛、压抑而此心不移，一旦进入仕途，一念为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除重视水利、坚定的抗倭论者外，他还关注和批判社会不公之处。凡社会之不公，世上之恶习，官场之腐败，人心之锈蚀，归有光都予以谴责、抨击。他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相当深刻，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反思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先驱。

归有光还写过一篇《贞女观》，反对女子订婚尚未嫁，夫死而终身守寡，甚至为其夫而死，认为这种行为“乖阴阳之气”，“伤天地之和”，不符合“天地之大义”，也不符合先秦儒家思想和先王之礼。在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社会上下不遗余力地宣扬女子节烈之重要，培养违反人性的荣辱观。归有光的文章对此明确反对，并做了有力论证。由于归有光这篇文章态度鲜明，锋芒毕露，与世俗主流观念大异其趣，故引起后人持续关注，并引发争议。

明末清初词坛第一人陈维崧称赞此文：“反反覆覆，一层深一层，一步紧一步，古今有数文字。”钱大昕《记汤烈女事》讨论女子许配而未嫁，从其夫而死，是否符合礼制的问题。他说：“先王制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未嫁之女，而后世乃有终其身不嫁者，有就婿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礼之所无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尝不原其志而取之焉。”钱大昕一方面通过对束缚相对较少的古礼的解释，寄托他自己希望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松懈对妇女的伦理压迫的人性理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当事的女子本人有真实的不嫁或殉夫意愿，他人也可以肯定，不必反对，因为她们这么做“未悖乎礼之意”。钱大昕虽未明说此文在与归有光讨论问题，但显然他确实在与归有光进行“对话”，一定程度上对归有光提出商榷。他同意归有光基本的观点，又不完全同意归有光全部的观点。相对于归有光，钱大昕对宋明理学及其形成的世俗表示出某种迁就。清朝另一经学家焦循，则明确反对归有光《贞女观》，他先后写了《贞女辨上》《贞女辨下》《钞依归草序》等文，对归有光进行驳斥。但无论如何，从中国女性史和思想史的进程来看，归有光的观念是符合历史进步和发展的。

值得一提的是，归有光女性散文写得非常优秀，其成功的经验有些可以结合他的女性观来认识。比如他写过一组文章，记叙张贞女被害事件，为她鸣冤，伸张正义。张贞女嫁到安亭，发现其婆婆品行恶劣，希望她收敛，婆婆则欲拉她下水，被张贞女拒绝后，又串通恶少将她杀害。案发之后，婆家到处行贿，掩盖真相，致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非颠倒，让惨死的张贞女蒙受不白之冤。归有光同情这位女子，对龌龊的世俗深表愤慨，他参与调查真相，联络乡绅主持公道，最终使案情大白。为此，归有光先后写了《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贞妇辨》《答唐虔伯书》《与李浩卿书》《与嘉定诸友书》《与殷徐陆三子书》《与沈敬甫》《张氏女子神异记》《祭张贞女文》《招张贞女辞并序》等文。为一人一事反复撰文，这在他的写作生涯里并不多见，正表明他对此事高度重视。当时有人质疑，虽然婆婆不良，媳妇其实未必要采取不逊的行为，以致激化矛盾，发生悲剧，所以不认为这是张氏女的烈节。归有光认为这种以“顺”的伦理观念要求媳妇很不公正，用以议论这件事情的是非也不合适，故对此非常不屑。他称此女子为贞妇，赞扬她的烈节，这与当时一般的贞烈观有不同的含义。

在女子题材的古文写作中，归有光还提出写“常”的主张，即写她们日常生活，纪她们“平常之行”，以朴实显其内美，反对文人“喜异而忽其常”的写作倾向。归有光认为，写女子题材的作品，自古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诗经》的传统，取“妇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加以歌咏。另一种是以后来史书为代表的传统，必取其“感慨激发，非平常之行”，才予以记载，以为非此不足以垂芳烈、著美名于后世，这又导致了后来形成古文家争相以恪守妇道的贞烈女子为纪述对象的写作风气。归有光肯定《诗经》写“常”事、“微”事，这对于女性题材的写作自有其突出的意义，对于写作其他记人记事的题材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他批评以史书为代表的女性题材写作中“喜异而忽其常”的倾向，不满其狭窄、偏至，是中肯的意见。

略谈重新整理归有光文集

黄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国古代，强调文学有社会功用，但对不同文体的要求，有不同的侧重。所谓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小说要劝善惩恶，戏曲要移风易俗。在归有光之前，散文创作虽然也有一些情真、文美、味永的好作品，但其主流是以“精英”自居，正襟危坐，喜欢发议论,好讲大道理。特别是经过唐宋一些古文家、理学家们吆喝了一阵子的“载道”“明理”“贯道”“传道”等等后，到归有光那个时代，用王鸣盛的话来说，已经是“天下无真文章”了。归有光作为一个穷居于荒江僻壤的老举子，能起而一扫流俗，自辟蹊径，以一个平民百姓的姿态，用一种平和亲切的笔调，溶入了小说叙事的技法，写日常的生活，写人间的亲情，在中国散文发展的道路上吹进了一股新风。这就难怪黄宗羲要推他为“明文第一”，清代的桐城派要认他为祖宗了。实际上，他就是以这种生活化、亲情化、平淡化、小说化的姿态，成为我国散文走向平民化、走向纯文学化，也就是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为文能自成一派，又为学能通经致用，为人能摆脱荣利，就在他的悉心教导与道德文章的影响下，一批士子紧紧地团结在他周围，并薪火相传，一时间使“天下文章萃于嘉定”（阎若璩语），形成了名重一时的“嘉定文派”。所以，他的确值得我们赞颂，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去研究他，去承传与弘扬他的优秀精神。

但是，要研究归有光的散文，一定要有一种好的散文文本。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都出过整理本，两本各有成绩，功不可没。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用了归有光的曾孙归庄自吹的本子作为底本。不可否认，归庄在父亲归世昌的工作基础上，在钱谦益的帮助下，是想努力搞出一个好的本子。但由于其祖辈兄弟间所存的疙瘩害了他，使他未能以客观平允的态度对待祖上先人的劳动，从而对文集的整理带来了不小的缺失。归有光去世后，首先整理文集的是他的儿子子祜与子宁，也就是归庄祖父的兄长。应该说，他们的整理工作是严肃的。所据的文本基本上是父亲留下的定稿，删去了应酬之作后略有增益，且也注意赝本的羼入（归子祜《归先生文集识语》），并请明嘉靖乙丑进士、归有光的学生王执礼加以校雠。另一本是归有光的从弟道传所编，也请隆庆戊辰进士、归有光的学生蒋以忠校阅。仓促之间，他们的工作或有疏误，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绝不是如归庄所言其先人们“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又妄加删改”（归庄《书先太仆全集后》）云云。

再从归庄实际整理的《文集》来看。归庄的偏执，很自然地使他只信自家所藏的抄本，不信先祖的刻本。他曾批评祖上所刻之误“约有四端：有因声音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页数颠倒者，有因妄加删改者。”实际上，我看他的整理本，至少也有四端之误：一是妄删，如董悦所指出《寒花葬志》开端被归庄妄删二十三字，至使后人对寒花的身份一时难明；二是错改，如钱大昕指出《抚州府学训导唐君墓志铭》一文，归庄认为“日月光耀，天暒星同”中“星同”二字“必误”，实原出于《汉书》，不误；三是乱配，如汪琬指出《何氏先茔碑》实有两篇，写于不同时间，归庄则分别将两篇截头去尾，乱配成一文，以至首尾不相贯穿；四是遗漏，除被有意遮蔽先祖刻本中有关附录之外，后出的《补刊震川先生集》《归震川先生未刻稿》《震川先生大全集》等中也有不少多出的文字等当可补遗。因此，对归有光的文集重新整理，很有必要。

评归有光其人其文

曹正文（《新民晚报》高级编辑）

《古文观止》收入先秦至明朝的妙文佳作222篇，其中明代文人列入12人，共18篇。归有光收入《吴山图记》《沧浪亭记》两篇，他是明代独具一格的散文家。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人。他中年以后迁居嘉定安亭，曾在安亭讲学与写作，因此归有光不仅是昆山的骄傲，也是安亭的光荣。

归有光出生在一个衰落的望族之家，至其父长大，家境日益穷困。归有光8岁时，其母与世长辞，让他从小体味了世态炎凉。他自幼好读书，9岁能作文，10岁写出了洋洋千言的《乞醯论》，后应童子试考了头名，补苏州府学生员，一时誉为才俊。

归有光年轻时就通读六经、三史与名家范文，笔下文字才气横溢，但归有光21岁赴南京乡试，却屡次落第。直至他35岁时才获主考官翰林学士张治赏识，录为第二名举人。

抱有满腹才情的归有光，赴北京参加礼部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当时他已名声在外，他的古文与俞允文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喻为“昆山三绝”。心情苦闷的归有光落第返乡后，就论道讲学，他的博学令四方学子纷纷前来请教。归有光家境贫困，来听讲的学生常常多至百人，家中全赖其夫人王氏辛勤操劳，为四方前来的学生提供食宿，布衣归有光因此被称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在漫漫岁月中经受了“八上公车而不遇”，他一面讲学论道，一面苦心研究文章。明朝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文坛扫除台阁体有所作用，但盲目尊古又形成一种不太好的文风，归有光与唐顺之等人便提倡唐宋古文，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欧阳修）、曾（曾巩）”，写文章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纚纚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归有光写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韩愈）”，继承唐宋古文运动之长，进一步扩大散文的题材，并追求一种平易近人、情真意切的文风，他写的《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的几度兴衰，穿插了对祖母、母亲与妻子的回忆，读来悱恻动人，虽只写了家庭琐事，却极富人情味，其他的《先妣事略》《沧浪亭记》《寒花葬志》亦为传世之作，叙事抒情，因不事雕琢，文风淡泊超然。连当时恃才傲物的文章大家徐文长，也对归有光的文采十分赏识。

归有光性格狷介。狷者，一指耿直偏激，二指洁身自好。他无论在科举上还是在文坛上，都持独特见解，不肯依附权贵，不走歪门邪道来赢取功名。

明朝中叶的科举，舞弊之风甚盛，其中经高官与老师提携也是一种捷径。张治曾有意荐归有光，但归有光不为所动。明穆宗未登基时，他的一位宠幸太监，慕归有光大名，让其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请归有光入京详谈，归有光断然拒绝。明穆宗登基后，该太监权势更大，归有光仍拒绝与之交往。而在文坛上，张岱、钱谦益等名士对归有光的文学成就都有很高评价。值得一提的是，比归有光年轻、21岁进士及第的王世贞，当时已是文坛领袖，归有光却敢于与王世贞叫板，两人一度发生不愉快争论，直至王世贞晚年才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三甲进士，他此时已经60岁了。归有光虽中了进士，但因是三甲出身，不能在京中做官，外放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长兴居于山区，盗贼横行，豪门称霸，但归有光毫不惧怕，他一上任，一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二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在两年中，归有光颇获百姓佳誉。但因其耿直，得罪当地豪门士族，被调任至顺德府任通判。他还在当地采访掌故，写了一本《马政志》。

明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的政绩与才名引起朝中内阁重视，由大学士高拱与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又由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纂修《世宗实录》，列文学侍从之职，归有光得此机会，可去阅读皇宫内府藏书，为此他欣喜万分，却不料因劳累过度，身染重病，抱恨而逝，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