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到适意即可休：王圻

陈文华

《三才图会》是王圻及其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全书共106卷书分14类，依次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文史、人事、仪器、珍宝、衣服、鸟兽、草木。

王圻，文献学家、藏书家，初名堰，字公石，别号洪洲，某学政为他改名圻，更字元翰，明代上海县（今上海市）人。嘉靖进士，官历知县、御史、知州、布政使参政等，后辞职还乡，筑室吴淞江畔，以著书为事，与苏州的王鳌、太仓的王锡爵并称“苏南三杰”，又是当时松江府四大藏书家（宋懋澄、施大经、俞汝楫、王圻）之一。

正直清廉，仕途坎坷

嘉靖庚寅年（1530）正月二十一，王圻出生于上海县的诸翟镇，诸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青浦设县后归属青浦县。据王圻《洪洲类稿》记载，王圻曾修家谱，可惜已经失传，但其所撰的《家乘序》和故世后其墓志铭等在类稿中保存了下来，称其家族本姓陈，定居嘉定县，世代务农，始祖王士衡之父姓陈，居于嘉定县城，为嘉定富户，“以资称雄嘉定”，当时的嘉定为嘉定州，故有“陈半州”之称，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时迁富民以充实云贵地区，陈半州遂全家远徙，只有王士衡因幼子养于母亲族人王仲华处而得以幸免，于是改从王姓，同时改籍上海县，迁居于西北境的江桥（现属上海市嘉定区）。

按明代顾秉谦所撰《明故朝列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洪洲王公（圻）暨诰封宜人陈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王圻四岁就显露出爱读书的天赋，七岁学习戴氏礼，十岁百里负笈追随如川先生学习，十四岁中秀才，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举人，四十四年（1565），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名进士，“释褐而得清江（今江西省九江市清江县）”，俄居万安（今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王圻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任命为清江知县，因为参与编辑《精选绳尺论》，事未毕，已改任万安知县，这时大约在嘉靖四十五年底或隆庆元年（1567）。后擢升为都察山西御史（正三品），相当于最高监察机关的言官。

王圻为官正直清廉，善于提携人才，志书称他“历任廉洁。有惠政，拔取多知名士，摒绝干请。”王圻为清江令时，“有度田之役，单车行阡陌间，时一有所摘，从车巾屈指，立得其亏盈，里胥皇恐，莫敢隐尺寸”。他坐在车中屈指一算就清楚田地多少，使得当地乡差极为震惊，不敢隐匿田亩，所以此次度田极为成功，以至几年后万历朝大度田时，清江县不再受扰，清江人民感激他，为他立生祠祀之。

王圻刑狱经验丰富，曾辑有《洗冤录驰览》十卷。《墓志铭》里留下了王圻任万安县令时的两则轶事。一是有嫌犯杀人并将尸体投到墙外，但反复审讯不肯认罪。王圻令搜其家，发现一矮几上有血，嫌犯说：“我以前是屠夫，几上是屠宰动物染上的血。”一时无绪，王圻就把这个案几放置在庭院中，时时观察揣摩。一天，他叫属下俯在案几上，发现血迹呈左右分列状，终于豁然开朗。王圻叫囚犯来看血印，并对他说，“你虽是屠夫，怎么会留下这么巧的印迹呢？这是你欲把尸体投到墙外，抱着这个案几垫在脚下时留下的印迹”，一针见血，铁证如山，囚犯只能叩头伏法。第二则故事说的是有徽商被盗，嫌犯是一妇女和小孩，他们极力否认盗窃，旁人也极同情，王圻仔细观察后认定他们就是真的盗贼，后来果然在妇人家中搜得证物，罪犯才终于认罪。

王圻还注意革除旧染污俗，端正民风。当时万安县小商贩很多，这些小商贩一边贩卖物品，一边与一些妇女行不轨之事，不少妇女往往借口汲水，就偷偷溜出家门与小商贩约会，影响极坏。王圻到万安后就下了禁令，使民风为之一清，当时的大司空朱衡称他“循吏第一”，把他与古时投巫婆的西门豹相提并论，因此他离开万安时，百姓又为他立了生祠奉祀。

都察院是朝廷的监察机关，王圻敢于直言，反对官员腐败，常提交奏议，“劾中官罪状，论边臣欺罔”，检举一些官员的不法行为，弹劾不避权贵，因此很受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器重，赵贞吉赞王圻“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明朝嘉靖时诗人董宜阳每每称赞他“在道中敢言肯任事”。然而当时首辅张居正与赵贞吉交恶，张令王圻攻击赵，王圻拒绝说，“内江（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当世贤者，吾不能曲意为媚人事”，由此张居正对王圻不满。文渊阁大学士高拱与前首辅徐阶有怨，高拱是王圻的座师（主考官），王圻就写信劝说高拱，“华亭（徐阶是松江华亭人），乡人也，老师，成我者也，义岂以乡人易成我者哉？”“愿老师宏司马之度，捐溺灰之忿，消弓影之疑”，劝高拱与徐阶修好，“新郑（高拱为河南新郑人）阳纳而心恨之”，高拱认为王圻偏坦同乡徐阶，也对王圻不满因此挑剔他。王圻先得罪张居正，再得罪高拱，遭到两个实权人物的嫉恨，因此或贬或斥，仕途坎坷。按《墓志铭》和《明故朝列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洪洲王公（圻）暨诰封宜人陈氏行实》（以下简称《行实》）记载，“以治行高等，征为云南道监察御史”，“时方奉玺书督长芦鹾政（督察长芦地方的盐政），未按部”就“忤权相旨，出佥闽臬（管理福建司法）”。隆庆四年（1570），高拱特旨“考台省官，仍以原职谪判邛州”，后又被谪为江西进贤知县、山东曹县知县、开州（今重庆市开县）知州等职，然而他每到一处，就放下架子便服私访，到田间与村夫渔民一起劳作，施惠政，有政声。

在福建时，所辖有一个叫朗村的地方，有人聚党数千人作乱十余年，王圻到任后，安抚流民，设定方略，分兵出击，擒拿了作乱头领，俘斩百计，余党千人按律当斩，但王圻念他们无知协从，下令各断一指，然后解散。所以，被认为虽为儒者，富有用兵谋略。

在曹县时，王圻曾实行一条鞭法，《曹县志》记载，“万历三年，知县王圻莅任，思为一条鞭法，即古免役一切炤西地征银，官为顾役，民甚便之。”不久王圻又谪官离去，曹县“乡宦学校里老百姓三千人，赴两院恳代题留任，以终其法”，于是朝廷特地宽限了九个月。

到开州后，王圻继续实行一条鞭法“率以二缗输一缗之额”，减去万余缗赋税。一缗是一千文铜钱，万余缗则为开州百姓减去了不少负担。王圻还在开州推行教育，“士有贫者则养之学宫”，使这里百姓“相继起家为大官”，因此，尚未离任，开州百姓就为他建生祠祀之。

王圻在开州的时间仅仅一年，又迁为山东青州同知，他别情依依，写下《别开州诸生》诗：“桃李盈盈满路岐，日融风细蕊初宜。看花客子缘何浅，恰到开时便别离。”当时开州的百姓都想留住他，“不得，争之两台，又不得，乃走数百入京师”，甚至有人为了争取留住这位父母官不惜在大冢宰（明吏部尚书）前引刀自刺，使当时的大冢宰王国光既骇然又羡慕，“羡硕业有成”，只好让人安抚开州百姓，“不久当以监司涖尔□，令福尔一方民耳。开人号泣以去。”

在青州时，他教授当地青年人兵法，教导他们备战，同样的，青州百姓在王圻离职时，也是号淘大哭，其声如雷。

万历九年（1581）十一月，王圻转湖广佥事，备武昌兵。武昌境内有很多湖泊，警报之鼓时时响起，王圻勤练军队，很快荡平贼寇。万历十年，又转督学政。这一年，张居正去世，朝廷很快掀起了反张运动，他掌权时颁布的法令几乎全部被否定，到1582年底，距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犯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罪名，神宗下诏剥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文忠公诸赠谥，褫革了张居正诸子的官职，并于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下令藉没居正的家产，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非刑，悬梁自缢，次子张懋修自杀未遂。短短几个月，几乎所有因触犯张居正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边地的召回，王圻也复起出任陕西布政司右参议。有人约王圻一起攻击张居正，王圻不随波逐流，也不趋炎附势，他认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正确可行的，其做法自有道理。

万历十四年(1586)是大计之年，朝廷对官员们进行三年一次的考评，正直的王圻又一次遭到同僚排挤，终于厌恶了官场纷争，辞官回里，这一年他才56岁。明人所撰的《墓志铭》和《行实》中均明言王圻任止于陕西布政司右参议。

关注民生，学识渊博

终明一朝，倭寇始终是大患，王圻在论及倭寇的祸害时与朝廷的外贸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倭寇之为害，起于市舶之不开；市舶之不开，由于贡市之不许。许其人贡，通其市舶，中外咸得其利，寇将不寇矣。”海氛不能平静的根本原因，王圻引用了吴渊颖论市舶利害之说：“正因为商道不通，利益所在，人必趋之，不免巧生计较，商转而为盗；商道既通，则盗又可以转为商。”他主张设市舶，开海禁，鼓励海外合法贸易，防止官吏贪赎病商病民，国家就可以享无穷之利；反之，海禁严，私贩兴，利居私宝，国家反受其害，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远见的。

王圻关注民生，怜悯弱势群体，对于荒年赈济的义理与程序，他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在《赈贷群议》第三议赈济中说：

赈所以赒穷民，若稍得过之家，虽遇大祲，犹能百计求活，惟穷民坐以待毙。赒之期宜急，赒之法宜均，须借仁明掌印官亲查，临仓调停给散，不使有遗，吏胥不致渔猎。定期赴领随给，不能耽延等候。万一荒村远壤，则用舟车载至其地散之，庶枵腹之民，不致毙之仓下，仆之中途矣。

第六议发仓中又说：

积谷专为救荒计。若岁凶谷价腾涌，民嗷嗷待哺，司牧不必拘待报之常期，即宜发粟救济，年终汇报。以朝廷所蓄，活朝廷赤子，谁曰不可？宋李允元通判宁州，岁饥发仓粟数万赈之，民得不流。国朝夏原吉抚三吴饥民，奏发仓谷三十余万石，民赖以济。夏寅以吴中饥，投书抚台发廪二十万斛，籴十万石，三吴赖以全活，皆可为法。倘虑散易敛难，待报闻而后发，民不为沟中瘠者鲜矣。

王圻学渊识博，对水利研核尤精，针对水患频发，他主张治水先治要害，注重疏导，更有利宣泄。他认为太湖流域虽为国家赋税要地，可其水利状况不为当局所重，以至“水利弃焉若置”，几十年来灾害频仍，百姓苦不堪言，长久以往也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王圻提出了治理东吴水利的方略，故“述其梗概，次其等第”，撰写了《三吴水利考》，与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太湖水域的治理，王圻认为，“修水利者欲先要害，惟先治长桥等处，导太湖之水入阳城、昆城、三泖等湖，而疏浚吴淞、娄江并大石、赵屯等数十大浦，泄淀山之水以人海，浚白泖、福山等港以泄阳城诸水注江达海”，并以为“导田间之水悉入小浦，导小浦之水悉人大浦，则潴泄而无阻塞，而农田国库水有利赖矣”。胡应台序中评价此书“其于水，有端有委，有脉有派；其为图，有总有分；其论用功，有缓有急，有宣因有宜创；其溯前人之施功，有得有失，有永有不永，尺尺寸寸如指诸掌”。

年逾耄鬟，著述宏丰

王圻辞官回到家乡后，在紫隄村的杨家巷庄家泾一带（当地俗称“墙里”），“筑室淞江之滨”（今华翔路底，北靠苏州河），江畔的渡口乡入随之称“王家渡”。他植梅几千株，引水环绕，花开时节香双数里，成为赏梅胜地，被称为“梅花源”，王圻自号“梅源居士”，在此“以著书为事，年逾耄鬟，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

王圻一边读书一边写作，非常勤奋，著述宏丰，传世的有《洪洲类稿》4卷、《三才图会》105卷、《两浙盐志》《海防志》、《东吴水利考》、《续文献通考》254卷、《古今考》、《谥法通考》《稗史类编》等，并主纂万历《青浦县志》。其中《三才图会》和《续文献通考》最有名。

《三才图会》为类书，又名《三才图说》，是由王圻及其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此书成于明万历35年，共106卷书分14类，依次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文史、人事、仪器、珍宝、衣服、鸟兽、草木。此书汇集诸家书中有关天地诸物图像，“图绘以勒之于先，论话以缀之于后”，对每一事物皆配有图像，然后加以说明。图不清晰者可借助文字表达，文字无法说清者可以图作参考，图与文互为印证。所配插图偏重通俗性和实用性，其功用可与百科全书相比。

《续文献通考》上起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下至明万历止，在宋代历史学家马端临（号竹洲）所著《文献通考》的基础上，竭四十年之力，收集史乘和各家文集、往牒及奏疏等，据事节录，于万历十四年(1586)编次成书，共二百五十四卷，体例仿通考，又兼取《通志》之长，收及人物。明代以前部分，多取材于宋、辽、金、元四史；明代部分辑录史料甚多，不少史料为他书所不载。该书可与《大明会典》参用，但体例和内容略显杂乱。

王圻一边读书著述，一边“草履布衣事农圃”，还对子孙立下“蒙训”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自给，但书种不绝足矣。若草履布衣事农圃，足不至城市，大是佳事。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衙门之事。”他的后代子孙中屡出人才，长子王思忠，任南京鸿胪寺鸣赞：次子王思义，太学生，著有《宋史纂要》、《香雪林集》、《故事选要》等；三子王思孝早逝。孙儿王昌会、王昌纪苦读成才，闻名遐迩，时称“王氏二龙”。

王圻晚年有痰疾，但步伐仍然矫健，听力和视力都正常，言语幽默，精力充沛，工作到半夜仍不知疲倦。万历乙卯年（1615）闰八月十四日，孙子王昌会中乡试，王圻还出门拜会道贺的宾客，而入房后就仙逝了，享年八十六岁。乡人闻讯无不痛心，感叹上天“何不令公百岁乎？”。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在古代许多官吏的诗文中，向往林泉悠闲的不乏其人，但是真的如王圻这般，人在中年就激流勇退的却少而又少，当代作家陈捷延的一首咏史诗，对王圻的一生做了极好的概括：

官到适意即可休，

筑室淞江自划筹。

续得通考接明宋，

著书岂止稻粮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