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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疁城故事
2019年12月31日

江海之隅一明珠:明清时期的嘉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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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继明

罗店

南翔

药斑布

 

明清是嘉定经济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嘉定经济发生重要变革的历史时期,彼时嘉定人口已达四十四万,成为江南的一个人口大县,劳动力十分充足。

明代永乐年间,郑和曾七下西洋,都由刘家港出海,对嘉定发生过重大影响。但之后,明廷对郑和下西洋之事非议较多,再加上接踵而来的倭寇入侵,明廷采取了封锁海疆,禁止海外贸易的方略。清初,为了防止郑成功反清复明,清廷采取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清顺治十一年(1660),清廷特调崇明水师二千人,严密封锁东海吴淞口,即使去海滩拾鱼捡贝也不准许,渔民下洋捕鱼严加禁止,从事海上贸易自然更不允许,片帆不得下海,嘉定的海外贸易被迫中断。

明代宣德年间,由于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海岸线向外延伸,东海的海水变淡,嘉定兴盛一时的制盐业也被迫中止。

作为传统的农耕社会,嘉定人只能在改良农作物品种,重新布局产业结构上做文章。大规模专业化植棉、棉纺业的繁荣以及集镇经济的兴起,成为明清时期嘉定经济的主要特色。

别具特色的棉业

嘉定人称棉花为“花”,嘉定的棉花种植业别具特色。由于吴淞江变狭,加之海岸逐步向东推进,嘉定的土地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县地形高亢。土脉沙瘠,种稻之田约上十之一,其余只堪种棉花、豆”(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据统计,当时嘉定的一百十万亩耕地中,棉田一百余万亩,稻田十余万亩,比例正好为十比一,在这种作物结构之下,“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邑之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康熙《嘉定县志·物产》),形成了农业经济中棉作压倒稻作的局面,并把棉花作为家庭手工业的原料,纺纱织布,其经济收益成为农家的主要财源。

这一方面同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有关。按当时的市场比价,一亩耕田产出的棉花,是大米价格的二倍,如把棉花纺纱织成成布,则是大米的五倍。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嘉定农民纷纷种植棉花或从事织布行业。巨大的市场需求,还促使嘉定棉农改良品种,精心培育棉花新品种,罗店镇的棉农培育出新品种“金底”:每斤能出皮棉六、七两;另有一个新品种“紫花”,结实大如桃,中有白棉。

嘉定的棉纺织业盛极一时。明清时期,由于棉花种植形成专业化,优质的原料使嘉定境内以织布业闻名。嘉定地区所织棉布有紫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诸暨布、胜花纹布等,其中尤以药斑布、棋花布为畅销品。药斑布,“以布抹灰药染青,俟其干去之,则青白相间,有楼台、人物、花鸟之形,为帐幕衾悦颇佳”;棋花布,“以青白缕间,织如棋枰”,这些布匹远销国内各省,成为畅销产品。

土纺土织遍及家家户户,嘉定与常熟、吴县等地共享“苏布名重四方”之誉,在苏南地区占有十分重要的份额。棉花及棉纺业的繁荣促进了嘉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府州,而嘉定名列苏州府所属的七县的前茅。

集镇经济的兴起

随着嘉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江南一带的集镇市场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即市镇以一种主要产品为中心,形成“一镇一品(嘉定的市镇以棉织品为主)”的格局,以生产促进流通,以流通带动生产,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农业经济商品化,还促进了嘉定新兴工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到明代万历年间,嘉定县的市镇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当时共有九市十七镇。在众多的市镇中,以南翔、罗店、娄塘、嘉定四镇最为著名。经济最发达的当首推南翔镇和罗店镇,这两大镇素称富饶,有“金罗店银南翔”的美称。

位于嘉定南部的南翔镇,早在宋元时期已成巨镇。明清时期,南翔是江南的棉布业贸易中心,镇上徽商云集,其他行业如棉花业、粮食业、百货业都十分发达,“市井鳞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甲于诸镇”(嘉庆《南翔镇志》)。

罗店镇是嘉定东部的一个棉布贸易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商。罗店镇四乡盛产棉花,“农民生计惟赖木棉”,“种田之暇惟以纱为布”,“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皆赖之”(光绪《罗店镇志》)。罗店镇上经营棉布、棉花的布行、花行,遍布交通要道。此外,还有大量的柴行、米行、猪行等。罗店的经济十分繁荣,而棉布业则是其中的龙头,可以说棉布业造就了“金罗店”。

娄塘镇是嘉定北部的一个棉花、棉布交易中心。明清时期,娄塘镇有大小店铺二百余家,以经营棉花、棉布及杂粮为主。在繁荣的市镇经济的刺激下,娄塘镇闹市区茶楼酒楼林立,成为社交与信息中心,也成为娱乐场所,娄塘镇的小吃点心和菜肴远近闻名,故有“食娄塘”的美誉。

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嘉定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繁荣,加之文化昌盛,出现了不少豪门深院。其中有龚弘的龚氏园(今秋霞圃)、徐学谟的归有园、侯震旸的秬园、李流芳的檀园、闵士籍的猗园等,都是著名的私家园林,最多时全县达三十余家。

经济实力的增强,提供了充足的教育经费,使更多人有读书的机会,并参加科举考试。明清时期,全县共产生秀才六千多名、举人四百多名、贡生四百多名、进士一百五十九名,清代还出了三名状元。嘉定文风昌盛、科名鹊起,获得了“教化嘉定”的美誉。

明清时期,嘉定人民创造了农耕社会中的经济奇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农业经济走上了商品化、专业化的道路。但这是一条艰难而充满泥泞的道路,每前进一步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集中反映在“漕粮改折”这个事件上。

明清之际,嘉定的棉花和棉布的种植和生产已形成专业化的态势,种稻与种棉花的面积总量比例为十比一,史称“十亩九棉”。农民的口粮不能自给,市民及农民的口粮均需从邻县购买。然而朝廷规定南方各省均须以粮食作为田赋。而且嘉定的田赋比其他县更高,嘉定农民必须到邻县稻区购买大米后缴交,费时费钱,还会遭到中间商的残酷盘剥。购得稻米的价格是原价的两倍。明末一度造成百姓纷纷逃往他乡,沦为流民,十室九空,全县户口锐减,田地荒芜。

有鉴于此,嘉定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折漕为银”的改革倡议。就是将漕粮折合成银两上交朝廷,改实物赋税为货币赋税,这是赋税改革的一个重大创新,“为嘉定所独”。

“折漕为银”事件第一阶段是“一年一折”。首先提出这个创议的是乡耆瞿仁、徐行,主张把实物赋税(漕粮),改为货币赋税(银两)。这个创议很快就得到了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的回应和支持。经过反复商议,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支持下,朝廷同意一年一折。“折漕为银”的第二阶段是将“折漕为银”制度化、常态化,即“永折漕粮”。明万历年间,在知县王福征的支持下,乡民代表徐行、须瀹赴京上奏《永折民疏》,提出了制度性的永折方案,后在大学士、太仓人王锡爵的支持下,终于批准了嘉定永折漕粮,嘉定成为全国唯一享受全部漕粮永折的县级单位。

然,明亡清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折漕之事又起波澜。这一年康熙皇帝下诏减免地丁税,但户部却以嘉定已实行折漕为理由,坚持不同意减免。时任嘉定知县闻在上与秀才张凝祉、汪燧实商量后,决定派代表赴京向朝廷申辩,嘉定代表到北京后,受到嘉定籍新科进士孙致弥和赵俞的热情接待,孙致弥还为嘉定代表在京城游说,垫付了一笔37000两银子的款项,结果,朝廷批准了嘉定的诉求。正当人们欢欣鼓舞之际,居心险恶的奸民曹明、陶京却上书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诬告参与折漕的有关人士“抗税骗款”。引起朝廷震怒,逮捕36人,株连300余人,闻在上、张凝祉以策划抗税骗款罪,被判斩首;孙致弥以支持闻、张,挪用公款罪,被判监斩候;新科进士赵俞等20余人分别被革职、革去功名,或受到入狱关押等刑罚。幸亏此案在刑部、大理寺复议时,发现疑点重重,建议暂缓执行。3年后,终于查明真相,获平反昭雪。

“折漕为银”经过艰难曲折,终于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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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园

归有园,为明代礼部尚书徐学谟在明万历年间所建。原址在嘉定体育场南,园内有海曙楼。

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有《归有园记》,其略曰:“园当第后隔一街,入门稍东为长廊,九楹而浙者七,遂通阳春堂,庭有槐、杏各一株。其后为知圣轩。轩北叠石成小岛,右穿入曲房有大士斋。后穿而入为池,广可二十丈,平桥翼然。度桥有书室,枕之折而东有楼,与轩北小岛对。楼之后,竹千余竿,旁复有耳楼,为卧所。时雨声淙淙,已而甚暝色入赀,不及遍游而出。大约园之丽胜于温公之独乐园,而广不及。”根据此记文,大体可以看出,园内还有阳春堂、知圣轩、大士斋、书室等建筑,以曲廊连接;园内还有池塘小桥,辟有不小的竹园,槐树、杏树、桃树等繁茂花木点缀其间。

后因年久失修、战争等原因,该园已无迹可循。除王世贞记文外,记载归有园的还有宋澄春诗、娄坚《海曙楼诗》、程嘉燧《宿海曙楼》诗等。

药斑布

棉花,嘉定古称“木棉”。原产地印度和阿拉伯地区,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开始在边疆种植,宋末元初大量传入内地,嘉定农村也开始种植棉花,加工纺纱织布,西乡安亭一带更为普遍。

药斑布是安亭归氏的独创,因此,安亭药斑布又称“归氏药斑布”,是当时安亭最盛名远扬的纺织产品。清光绪《嘉定县志·风土志》记载:“药斑布出自安亭,宋嘉泰中,土人归姓始为之。以灰药涂布染青,俟干,拭去,青白成文,有山水、楼台、人物、花果、鸟兽诸象。”药灰是药斑布生产工艺中最重要的辅料,具有附着力强、干时不易脱落、清洗方便等特点。药斑布图案鲜艳亮丽,具有防蛀、防霉等功效,长期储存不褪色、不霉变。

今药斑布加工技艺已被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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